摘 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蕴蓄着实现美好生活的内在线索。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理想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持续奋斗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下美好生活得以应说的主要依据。党的十九大之后，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执政目标正式出场，具有鲜明的时代境遇：它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相承接、与小康社会的深化相对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相联结。在此基础上，将美好生活上升至世界历史的高度进行沉思，不难发现，美好生活致力于对西方现代性病灶的批判与超越，为引领“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个体逻辑”向“共同体逻辑”“中心-边缘”逻辑向“共生型逻辑”的转换作出了革命性尝试。

关键词：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探问与追寻是加速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机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伴随着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的”[1]。因此，美好生活及其建设话语是贯穿人类社会诸多方面抑或议题领域的主题与主线，具有内在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与人民现实需要相对应的生活叙事形式，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时代境遇。需要说明的是，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执政目标由中国率先提出，但其理论视野与实践方位已然超越中华民族本体，着眼于对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关照与实践探索。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局势动荡，充分证实了唯有“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各民族共同体的美好生活才能真正实现。

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在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三重维度考量中得到立体化呈现：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历史依据得以厘定;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论依据得以明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持续奋斗的认识自觉与实践自觉，使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现实依据得以彰显。由此观之，新时代美好生活具有完整的历史脉络、理论来源、现实架构，是一种符合社会历史进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与未来目标。

（一）历史依据：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美好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

轴心时代所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思想体系中，对美好生活的探问与追寻是其核心内容与理论主旨。东方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为代表，西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理性精神体系为代表。

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的通见总是与公民的“善德”、统治者的“善政”紧密联结，难掩人学抽象性色彩。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以“道”作为终极目的、以“礼”作为具体的行为范式。在孔子那里，“道”代表无所不包的规范性秩序的泛称，实现“道” 的社会乃是最高层次的理想社会，任何人都不用再为之改变，故所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礼”是“道”的具体行为规定，每个人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整个社会能够达到“道”的境界、实现健康有序运转。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理性精神开启了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维度。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对于美好生活的作用， 认为“知识即美德”，国家交付给有知识的人才能够实现善治;柏拉图注重等级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疏导与再 构，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社会分工履行自己的职务;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将美好生活诉诸公民的“善德”与城邦的“善治”，认为“善德”与“善邦”是保障人民实现“优良的生活”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