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智能时代视为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那么人类社会在迈进信息时代后，还需向高级阶段的智能时代推进。换句话说，自从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以来，社会的信息化（社会各领域普遍使用信息技术） 正在向智能化（社会各领域普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范围的信息化和智能化背景下进入新时代的，而信息化智能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被称为“第二次现代化”，其含义就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使用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而首要和最基本的领域就是生产领域的智能化，亦即“智能生产力”的成长过程。全球规模的智能化意味着人类从工业文明进入到智能文明，从而进入到智能生产力时代或现代化新阶段。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一个与人类社会进入到智能生产力时代交汇发生的重大历史进程，亦可说后者构成为前者的生产力背景。当前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可用“大而不强”来概括，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还未完全实现从传统的工业生产力向智能生产力的提升。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智能化的新阶段，将使我们的生产力全面提升到先进的智能生产力水平，从而实现从生产力大国到生产力强国的转变，并由此成为我们在各方面实现由大到强的基石、支柱和先导。

一、智能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的时代化表述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其内涵主要揭示的是人类如何生产、尤其是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由此体现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一贯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最根本要素，他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p210） 这一关系也表明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划时代变迁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也决定著新时代的来临。

马克思也深刻地看到生产力中包括科学技术这一重要因素，他认为“劳动生产力由多种情况决定，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p59） 当邓小平基于现代科技的重要功能而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此来观察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生产力，“智能生产力”就必然进入我们的视野。

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其基本的客观标志就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形态之变迁。马克思曾用“手推磨”（手工工具） 和“蒸汽磨”（机器）来分别表征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生产力，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蒸汽磨”之后的生产力形态如何称谓，但从他在其中隐含的如下思想中，即一个时代的主导性的技术形态就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形态，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当智能技术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导性技术时，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就应该是“智能磨”或“智能生产力”。从他对未来生产活动的描述和精辟的预测中，也可以说已经呈现出这一概念的萌芽。他指出在使用更高形态的机器（自动机器）进行生产时，“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2]（p196）。这无疑就是当前自动化生产线和无人工厂的现实情形。

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精准的预测，是建立在他对机器技术的深入把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他将当时的完整机器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动力机、传动装置和工具机，它们各司其职，其中工具机从手工工具直接演化而来，动力机则是蒸汽机发明后被普遍引入到机器系统中的，传动装置是因动力机需要将其提供的动力传递给工具机而出现的。机器生产力的关键是动力机的出现和引入，它替代了过去在手工生产力时代由人充当动力去推动工具机运转的功能，使人从“动力手段”中解放出来。但机器生产中仍然要求人固守在机器一旁进行“操作”，以控制工具机按人的要求去进行有序的运转，以精准地作用于被加工的对象。这种“固守机器一旁”也造成了机器对人的束缚，形成了“劳动异化”的情形之一。而一旦在机器系统中再引入控制机，就能使人从充当工具机的“操作手段”中解放出来，此时的机器就进化为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工具，今天我们称之为“自动化机器”或“智能化机器”。由于这样的控制机本质上就是应用于生产活动的智能控制技术装置，所以这样的生产力顺理成章可称为“智能生产力”——嵌入了人工智能控制技术的生产力。